在1960年代，我出生在一个农村家庭。小时候，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农村孩子，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特别是10岁之后，我感觉自己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。我家里有两个姐姐和我，因而从小我几乎不需要承担任何家务，姊妹们总是给我带来美味的食物，尽量让我享受生活。在那个时代，农村的饭菜通常是杂粮混合大米，而我却可以不吃杂粮。

然而，一切在我10岁那年戛然而止。那时两个姐姐已嫁为人妻，父亲却突遭重病，无法自理，只能卧床，偶尔勉强用拐杖上个厕所。母亲不得不扛起家庭的重任，两名姐夫在此时也给予了一定的帮助。尽管生活越发困顿，我们好歹还能供我上学。

接着，在我初三那年，母亲也重病复发，乡亲们认为她得了“哮喘”，推测这将伴随她一生。一开始，母亲的病状并不严重，只需氨茶碱来缓解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药物效果越来越弱，最终依赖邻村赤脚医生的针剂治疗。随着病情的加重，打针的频率不断增加，母亲的身体愈发虚弱，只能在家中卧床，大热天依然感到寒冷。

从此，我不得不辍学，成为这个家庭的支柱。那个年代的农村，一个半大的孩子能够做的事情极其有限。即使在父亲的指导与姐夫的帮助下，我最多只能勉强养活我们三人。过日子愈发艰难，我必须四处借钱来支付母亲的医药费，生活的压力让我无所不用其极。

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做了一些不光彩的事情，虽然偷鸡摸狗是不可行的，我不得已只能在深夜从别人家的山里偷些柴火与树木，等待风声过去后便将其贩卖。偶尔，我也会去摘一些别人的桃子与梨子，但由于我有偷砍树木的名声，这一切都会引来他人的厌恶。

苦过这些日子，转眼间，我已22岁，依然单身，身边的伙伴们已经有了家庭。此时，家中只剩我和母亲相依为命。我们只有少量的耕地，对我这个年轻力壮的劳动力而言，打理起来并不费力，因而我常常有一些空闲的时间。村里的人多忙碌于打工，而我却不能离开家，因为母亲的病情需要有人随时照顾。

为了降低医药费用，同时能在母亲发病时及时处理，我向赤脚医生学习了打针的技巧。这样，即使我在外干些杂活时，我心中也总是默默计算时间，希望能够及时回家。此外，邻里都对此给予了我一些赞许，尽管我有一些劣迹，但作为孝子对母亲的照顾还是让人赞叹。

1984年春季，两个姐夫给我资金，让我尝试养几只羊。羊依赖吃草，找寻吃食并不费事。到夏天时，我的羊群渐渐壮大，几乎不需我操心。有一天，我早上忙过后，决定让它们出去吃草，没想到它们误入了邻村的地界。

此时，我跟随着羊群来到一个梨园，那里正好有新栽的红薯。烈日下，无人可见，我便忍不住爬上树尝了梨子。正当我沉浸在美味之中时，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喊：“谁的羊，竟把我的红薯苗吃光了！”这才让我意识到自己忘了羊群。

我见这声音的主人是邻村的芬嫂，她是一名年轻的寡妇，与我有点相识。我本想回应，却因从梨园出来的举动，生怕打自己的脸，因此选择沉默。芬嫂直接走了过来，她立刻抓住我，指责道：“好你个黄大强，没想到你的羊也学会偷了！”

我一听心中不禁愤怒，虽然她的话刺耳，但我知道羊确实啃了她的红薯苗一大片。我虽心怀愧疚，但她的责骂让我感到无从反驳，最后我不屑地回应：“不就是几根红薯苗么，值得这么大惊小怪？你这么小气，难怪克夫……”我只想出言反击，又觉得这番话过于偏激。